李德生上将：我亲历的“九一三”事件

来源：《李德生回忆录》（人民出版社）

1971年9月12日，毛主席在返回北京的途中，要汪东兴同志通知我和纪登奎、吴德、吴忠同志到丰台车站，找我们谈话。（文末附视频：窦文涛揭秘“九一三”事件）这天中午，我接到电话后，立即赶到丰台，下午1点多钟，我们四人在丰台火车站专列上见到毛主席，当时汪东兴也在场。据说，毛主席出巡，白天返京，在丰台站停车，是极少的。毛主席谈话后，单独向我交待了一项任务，从38军调一个师到南口。这在当时，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军事部署，毛主席对林彪一伙可能要搞武装政变的最坏的情况都估计到了。下午3时多钟谈话结束，我们离开毛主席的专列，我与纪登奎同志立即赶到北京军区，同陈先瑞政委等领导同志研究部署了38军一个师的调动。毛主席料事如神，似乎什么事情都跑不了他的预料，果然当天晚上发生了大事。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9月12日晚，我从北京军区赶到人民大会堂，参加周总理主持的一个小型会议，讨论四届人大的《政府工作报告》。在会上，我的紧张和忧虑的心情，一直平静不下来，脑子里一直在转着毛主席下午接见时的谈话。我想，同林彪的斗争还没有完，而林彪现在并没有认错的迹象，这场斗争的前景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？是向好的方面转化，还是继续向坏的方面转化？会议进行到晚上10点多钟，突然，工作人员把周总理请出去了。周总理一直在电话间没有回来，讨论停了下来，直到午夜12点过后，周总理把我叫到电话间，他对我说，林彪要乘飞机跑了，要我立即赶到空军指挥室，代替他坐镇指挥。我听到这一消息，深为震惊，立即快步离开大会堂，乘车向空军大院驶去。这时，发生了关系着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，惊心动魄，震惊中外的一幕——“九一三”事件。毛主席突然回到北京，再次打乱了林彪集团的反革命部署，搞得他们措手不及，乱了阵脚。后来我们在审理林彪叛逃的经过时，查清的事实是这样的：林立果探听到毛主席确实于9月12日下午回到中南海的消息后，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，对着他们的同伙连声叫喊：这下完了！这下完了！惊呼沿京沪线谋害毛主席的阴谋彻底破产了。他当即打电话告诉北戴河的林彪、叶群，说情况变了，要改变计划了；同时要求周宇驰他们实施《57工程纪要》的第二套方案，立即研究南逃广州、另立中央的行动计划和人员名单。经过紧张密商之后，林立果乘256号三叉戟飞机飞往北戴河。当晚，在北戴河，林彪、叶群、林 立果以给林立衡与未婚夫举行订婚仪式作掩护，紧张地进行南逃的准备活动。在北京，先是周宇驰、王飞（空军副参谋长兼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）等人，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制定南逃广州的方案。在这之后，由王飞和鲁珉（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）、贺德全（空军司令部情报部长）、刘世英（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）等人，在空军司令部大楼开会，具体策划南逃乘坐的飞机、人员编组，携带武器装备。他们南逃准备了五架飞机，计划在9月13日早晨8时，林彪、叶群从山海关机场坐256三叉戟飞机，直飞广州，13日7时由另一架三叉戟飞机拉上黄永胜、吴法宪、李作鹏、邱会作及机关的人员，从北京西郊机场飞往广州。另外，还准备了一架伊尔18、一架安24、一架安12飞机，同时飞往广州。晚上11时，叶群还打电话给西郊机场的空军副参谋长兼空34师党委书记胡萍，检查飞机准备的情况。在这之前，吴法宪对胡萍交代，要把大飞机都准备好，随时调去广州。在这危急时刻，平时与叶群不和的林立衡，向8341部队副团长张宏和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，报告揭发了林彪、叶群准备逃跑的阴谋。这时，就出现了我前面提到的情形。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会议的周总理，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电话间接电话，接到北戴河传来林彪准备南逃的报告。周总理沉着冷静地处理这件大事，他要求张宏进一步核准情况，同时找吴法宪追查256号三叉戟的情况，问吴法宪知不知道有一架飞机去山海关机场了。吴法宪当时没有正面回答，说要查一查空军调度室。后来周总理通过北戴河的张宏，查实了下午确有一架专机从北京飞来山海关机场。周总理立即想到山海关机场属海军管。他马上又找李作鹏查问山海关机场那架专机的情况，李作鹏同样回答说，要查一查。这时，周总理下达了“必须由周恩来、黄永胜、吴法宪、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放飞”的指示。晚上11时半左右，周总理直接打电话给叶群，查问山海关机场那架专机的事。周总理问叶群知不知道北戴河有一架专机。一开始叶群撒谎，说她不知道。后来叶群又说：有，是我儿子坐过来的，林副主席说，如果明天天气好，想到天上转一下。叶群的答话，更加引起了周总理的警觉。周恩来又问叶群：是不是还准备到别的地方去？叶群说：原来想到大连去。周总理说：晚上飞行不安全。叶群说：晚上不飞，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。周总理说：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。如果需要的话，我去北戴河看看林彪同志。叶群一听周总理要去北戴河，更慌了。她怕周总理一来，林彪南逃广州，另立中央的计划破产。叶群再三劝周总理不要去北戴河。周总理与叶群通完电话之后，立即派我到空军作战室，派杨德中同志陪吴法宪去西郊机场。同时，要求在山海关机场的256号三叉戟，连夜返回北京。这时，在西郊机场的空军副参谋长胡萍得知周总理追查256号三叉戟的事，一边打电话给在山海关机场的空军34师副政委潘景寅（专机驾驶员），让他借口飞机有故障，不能飞回北京，一边要周宇驰打电话告诉林立果，要他早打主意。林彪得知这些情况后说：今晚反正睡不着觉了，赶快准备东西，马上就走。叶群更加惊惶失措地叫喊：快！越快越好！林彪、叶群、林立果立即坐上防弹红旗车，以每小时100公里以上的速度，到了山海关机场。左起：林豆豆、叶群、林彪、林立果当时山海关机场工作人员赵雅辉、佟玉春、王学高、周振山、刘三儿目击林彪、叶群等仓皇逃命的狼狈情形：1971年9月13日零时22分，林彪一伙乘坐红旗车，以极高的速度开到停在机场的三叉戟飞机附近。车子还未停稳，林彪一伙就急忙下车。叶群、林立果、刘沛丰等拿着手枪，乱喊乱叫，快！快！快！飞机快启动！飞机快启动！叶群披头散发，林彪光着秃头，慌慌张张地跑到飞机驾驶舱门底下，在没有客机舷梯的情况下，这伙叛徒慌忙顺着驾驶舱的小梯子，一个一个往上爬。第一个上去的是刘沛丰，叶群往上爬的时候，林彪跟着往上爬，林彪的秃头都顶着叶群的脚。他们没有等机务人员上齐，连副驾驶员、领航员、通信报务员都没有上机，飞机滑行灯也没有打开，机舱门还未关上，飞机就仓促启动，强行滑出。在滑行中，右机翼撞坏停在道旁的加油车罐口盖，刮掉了机翼上的铝皮。撞破了机翼上的玻璃灯罩。在没有夜航灯光和一切通信保障的情况下，在一片漆黑中，于零时32分，强行起飞，仓皇逃命。当我赶到空军作战值班室时，担任值班的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、副参谋长白云接我进了值班室。在场的有作战、侦察、情报、通信等有关人员，我立即将在天安门参加排练国庆阅兵的空军参谋长梁璞找来。后来空军政委王辉球也来了。我看到标图板上显示256号飞机正在向北飞行，已经过了承德，到了内蒙上空。我立即将飞机飞行的方向和准确位置，向周总理作了报告。周总理要与空军作战室的调度员讲话。周总理问：“用无线电向256号飞机呼叫，他们能不能听到？”调度员回答说：“能听到。”周总理说：“我要对潘景寅（已知潘为此机驾驶员）讲话，请给我接上。”调度员说：“他开着机器，但不回答。”周总理说：“那就请你向256号飞机发出呼号，希望他们飞回来，不论在北京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，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。”调度员报告周总理：“他不回答。”这时飞机耍了个花招，是先向西飞了一段，然后才掉头转方向往北飞。我紧张地注视着飞机的飞行方向。梁璞说：“这回飞机飞行不一般，情况异常。”我问他：“有什么特点？”梁说：“第一，飞的不是国际航线；第二，方向向北，马上要出国境到蒙古了；第三，飞的是低空。”我坐在标图板前，不断将飞机的位置、高度、方向等等情况向周总理报告。眼看飞机要出国了，我请示周总理怎么办？要不要派飞机拦截？周总理告诉我，在你之前，吴法宪也请示过，毛主席说：林彪还是我们党的副主席呀！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不要阻拦，让他飞吧。周总理还说：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，把他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待！因为梁璞他们并不知道飞机上坐的什么人，所以他们又一次焦急地问我怎么办？我只能告诉他们：“这架飞机不能打，不能拦截，让它飞！这是总理的指示。”就这样，我眼看着这架飞机于9月13日凌晨1时50分，飞出了国境线。从这以后，总理反复让我们查清256号飞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时带了多少油，在山海关机场究竟有没有加油，根据飞机所携带的油量，究竟能飞多远的航程。我们根据查实的数据计算后，断定这架飞机肯定飞不到乌兰巴托，并将情况和看法一一向周总理作了报告。空军作战部和司令部办公室，是林立果小舰队控制的地方。就在这个楼上，还刚刚开过部署南逃广州的会议，当时我只带了一个警卫参谋坐镇空军作战值班室。小舰队的成员，一听说我到了那里，立即四处溜散，开始王飞还露过一次面，后来也走了，可见他们的阴谋活动是见不得太阳的。这回飞机飞出国境以后，将会有什么结果？国内外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？我们都十分担心。当时估计林彪会逃到苏联，毛主席、周总理已经商量好应付由此而引起的一切事件，并作了最坏的打算。当即，周总理代表党中央下达命令，派陆军部队进驻全国所有军用和民用机场。任何飞机不得起飞，实行全国禁空。同时，通知政治局成员都到人民大会堂，以便有重要情况及时讨论。南京军区接到命令作了部署后，许世友同志立即把电话打到空军作战值班室，对我说：“李德生同志，你一定要好好保卫党中央，保卫毛主席。”凌晨3时15分，沙河机场报告：“起飞了一架直升机，正向张家口飞去。”周总理指示：“这架飞机，无论如何不能让它飞出去，要它迫降！不迫降就打掉！绝不能让它飞走！”我叫梁璞问沙河机场：为何在接到禁空令后，还让飞机上天？机场报告说：“周宇驰出示了林副主席的手令，调度室就让直升机起飞了。”当时的情况十分复杂，空军政委王辉球、副司令员曹里怀等领导人，他们既不知所以，也不知所措，一个个神色紧张地站在那里。我也不便于向他们解释。地面电台这时向直升机呼叫返航，直升机不听不理。我问了梁璞一些技术问题后，立即叫梁璞命令北京空军，起飞8架歼6战斗机拦截直升机（按：实际上空军并没有起飞8架，不要说夜间，就是白天，也不可能同时起飞8架飞机）。夜航作战，全凭机上雷达导航。而歼6飞机和直升机速差非常大，又是从高空往下搜索，低空飞行的直升机，和各种地面物体都反映在飞机雷达上，如满天繁星。8架飞机都没有找到目标。后来只好采取地面向歼6飞机导航，指示目标位置，向目标开炮。即使打不到，也能对直升机造成威胁，迫其降落。这一措施收到了效果。事后得知，直升机驾驶员陈修文同志发现林彪死党周宇驰、于新野要叛逃，就想往回飞，但周宇驰懂飞行，用枪逼他继续北飞。正在这时，歼6飞机开炮了，虽然没有打中，却给陈修文找到借口，说要躲避射击，东转西转，将飞机飞回北京郊区，最后在怀柔县境内迫降。丧心病狂的周宇驰竟向陈修文开枪射击，陈修文壮烈牺牲。周、于两犯开枪自杀。同逃的李伟信在“集体自杀”时朝天开枪，没有死，被民兵活捉。他后来供出了驾机外逃的经过。林彪的飞机到底飞到哪里去了？我们仍然在焦急地等待结果。周总理已经50多个小时没有休息了，林彪出了事，必须以最快速度通报各地党政军领导，方能应付各种可能发生的事变。周总理亲自向各大军区、29个省、市、自治区主要领导人打电话通报情况，讲得既清楚又含蓄。他说：“在庐山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那个人，经常生病的那个人，出问题了，听懂了没有？”直到对方答“懂了，他才放了心。他还要随时将各方面情况报告毛主席。待一切安排妥当，已经到了9月14日中午。下午2点，周总理刚睡着，外交部送来我驻蒙使馆电报，秘书只好把他叫醒。周总理叫秘书念电报，当他听到256号三叉戟飞机，于13日凌晨2时30分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，机上9男一女全部死亡时，高兴地连声说：“啊，摔死了！摔死了！”他当即将这一消息报告了毛主席。毛主席听了也很高兴，说：“这是最理想的结果！”9月15日，经过我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到实地察看，报回来256号三叉戟坠毁的残骸和林彪、叶群等9具被烧死的尸体的照片，完全证实林彪叛党叛国，折戟沉沙，葬身于温都尔汗。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同政治局的成员，举杯庆贺不动一兵一卒，不费一枪一弹清除了我们党、我们军队、我国人民的一大祸害。在八一前夕，还为林彪拍照的江青，这时也流出了演员式的眼泪，装模作样地和大家频频举杯。后来才明白，林彪一死，她在“文革”中同林彪勾结的事情，就死无对证了。黄、吴、李、邱则强作笑脸，极不自然。周总理当着他们的面，非常严肃地指出：林彪叛逃，你们是有跑脱不掉的责任的。当场宣布：黄、吴、李、邱暂时不参加政治局活动，集中精力检查自己的问题，揭发交代林彪的罪行。

李、吴、林、黄、邱

还有一个重要材料，即林彪反革命政变纲领《571工程纪要》的查获，使清查工作又有了一个重大突破。9月14日，为了迅速查清与林彪反革命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，按照中央的指示，总政机关投入了大部分力量，分别派到一些重点单位指导和掌握清查工作，派到亚非疗养院审查抓获归案的人员，派到林立果一伙的秘密据点搜查罪行材料。其中，一个工作组专门去了空军学院，工作组去的时候，我到空军学院作过一次动员，要求大家把看到的、听到的一切事情彻底揭发出来.大约是17、18日，林立果秘密据点食堂工作人员交出了一个小本子，说是住在那里的人没来得及带走的。总政工作组的同志看后马上送来给我，说里面记的东西很反动。我看了发现，内容是恶毒攻击毛主席，准备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计划。它分析了反革命政变的可能性、必要性、基本条件、时机和力量，提出了政变口号和纲领，规定了实施要点、政策和策略、保密和纪律，等等。但是看不出是什么时候，是怎么写出来的。我派人提审李伟信，问他是怎么回事。李伟信交代，这是1971年3月下旬，林立果、于新野在上海按照林彪的旨意，拟定的反革命政变纲领，按照“武装起义”的谐音，取名为《571工程纪要》，本子里面的内容，就是于新野当时手记的政变纲领。我把原件和李伟信的交代很快报给了周总理，周总理转呈毛主席。毛主席看后，认为搜查到的林彪罪证材料中，这是最重要、最有价值的一件，要求立即“印发给政治局各同志阅”。

窦文涛揭秘“九一三”事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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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“解”之缘

一“点”不远